准镜，饼G，小提琴和被祭祀的生命 (第5/6页)

被烙印在肌肤，渗透进毛孔，囚犯每天都能在自己身上闻到敌人的味道，闻到属于另一个国家的味道。

    “你真的一句卡扎罗斯语都不会说了么？”我问。舒勒点点头，意识到我是用卡扎罗斯语问的后吓得直打哆嗦，赶快摇头，惶恐的将脸埋进我的颈窝里撒娇。这个动作叫我心头一抖，他变成了曾经无数个被宪兵队拉走后再也没回来，或是死里逃生却被冠上荡妇称号的女人。我那时无法理解人竟会如此残忍，可现在当身份转换，我敢说我没有一点欣快么？我习惯性的抚摸着他瘦弱的脊背，觉察出一点庄重的滋味，我无法判断其中有多少是因为埃里希悲怆的眼神，多少是源于我不合时宜的仁慈。

    “你难带不记得克里瓦疗养院了么？”透过留声机里喧闹的音乐，我听到埃里希用几乎是苦苦哀求的语气低声询问，“你难道不记得那朵鸢尾花了么？你不记得我了么？”他轮流用卡扎罗斯语和米嘉斯语不断重复，如同在尝试呼唤抛弃自己的恋人。舒勒露出悲天悯人的笑容，声音沙哑温柔，“少校，您一点也没变”，他轻快地说：“再见到您可真好，您怎么也在这儿呢？战争结束了么？”

    我低下头，看到舒勒的大腿和手臂内侧布满细小针眼，有新有旧，密密麻麻，无意识的摩擦都能引起一阵颤栗。一侧rutou被打穿，戴上了一只小小的金色细棍，两边则是如泪滴一样的红宝石。他接近小腹的地方有一串细小印记，被阴毛遮住，无法看清。我问他这是什么。他爱怜的抚慰那片柔软敏感的肌肤，好像瘦弱凹陷的小腹中正孕育着一个孩子，“这是斯米尔诺夫长官给我烙上去，有了它我哪也去不了。”舒勒满怀喜悦，眼神呆滞，说完把脸轻轻靠在我的肩膀上，小声唱道：“生活真美好，美丽的山脉，美丽的高地，我们是兄弟，生与死的兄弟。生活真美好，美丽的悬崖，美丽的高峰.....”。我没听过这首歌，但从欢快的节奏来看大约是个行军曲。我不敢放手也不敢碰他，只能在埃里希悲怆的眼神里轻轻搂住怀中的舒勒。一个被折磨成这副模样却温柔英俊的卡扎罗斯疯子终究还是叫人无法拒绝，你会怀着猎奇心态推测他眼中的世界到底变成了什么模样。譬如他会将rutou和yinjing的掐弄翻译成友好的问候么？“生活真美好......”舒勒越说越慢，泪水在我的肩章上缓缓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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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抚与重建项目”中存在着一个在冠冕堂皇的会议上不会被提起的矛盾点：尽管目的是去卡扎罗斯化，消灭前敌人身上的“反革命病毒”，我们却从不允许他们忘记自己的身份。事实上我们会故意假惺惺的要求战俘们保存一点适当的“军人味儿”，就是为了将他们永远困在一个“异位”的世界中，让他们出不去，也进不来。那点军人味足矣叫我们知道他们和我们的不同，是异类，是敌人。他们活着但不是生活，除了生命一无所有，而他们的生命得以延续根本在于他们可以被碾压。在秩序重塑的新世界，这样存在至关重要恰恰是因为他们可以被排除在外－－通过排除，文明城邦得以建立。人人平等，除了敌人。他们是牺牲品，为了社会繁荣民众幸福被一股脑塞上祭坛，管它其中有多少无辜误伤。而牺牲品由权力定义。在此之前是是不受洗的异族人，是没有土地以高利贷为生的商人，是没受过教育贫穷粗野的米嘉斯人，是贪婪软弱爱慕虚荣的女人。牺牲品被剥夺

    有时候我甚至不知道柳鲍芙和贝卡是否真的喜欢这样以折辱人为目的的派对，又或只是在模仿过去听说的骇人见闻。但我深切地明白我们再也不是刚入伍时眼神坚定，目光明亮的士兵了。不要误会，我永远爱她们，也十分赞成柳鲍芙的“变成婊子”计划。可当我看着满脸春意的战友总会不禁好奇她们是否还记得刚入伍的那个晚上，我们围坐在长桌前，狼吞虎咽难得的燕麦，又害怕又激动。

    “你怕么？”我记得我问身边的贝卡，她正在厚重的棉衣里笨拙的扭动着想叉起一块干瘪的土豆。

    “怕，”她的嘴唇上挂了一点面包屑，扭过头细细琢磨起来，“不过也没那么怕。”

    “为什么？”

    “妈冻死了，爹和哥被卡扎罗斯人打死了，姐和姐夫都被抓走四年了，我没啥好怕的。”她嘴里塞着东西，含糊不清，语气比理论课的政委还要平淡。

    我很抱歉。

    “抱歉什么，又不是你干的。”她的眼睛是拉瑙卡冬日冻土的颜色，坚硬如铁，在战争结束前不再产出泪水。

    “你会再见到你的jiejie的。”坐在我另一边的卡季卡保证道，“我父亲说最多到明年圣诞我们和卡扎罗斯政府就会达成休战协议。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回家了。你们来我家一起过圣诞吧，mama看过合照后非常想见见你们，尤其是贝卡，她在信里叫你小小莫雷夫纳。”

    “费多申科，我怎么告诉你的，这里没有贝卡，没有赫塔，没有卡季卡！”正巧绕到我们背后的训练官勒诺洛夫上校恨铁不成钢，“还有你们俩，恰尔洛夫，斯米尔诺夫，体测不合格，晚上加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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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长官！”我们赶快站起来敬礼，目送他离开。我和贝卡在体能考核上一直很吃亏，她太瘦小，连军装都不合身，经常跑到一半儿鞋子就飞出去了，我则是因为力气不够，每次刚举起枪还没来得及瞄准就不住的发抖。

    “我绝对不会邀请他去我家。”卡季卡忿忿不平。

    那年我十六，贝卡和卡季卡十八，柳鲍芙二十。战争要到很久很久后才结束，贝卡的jiejie一家已经于一年前死于爆炸，卡季卡再也没见到她的父母，那张桌子百分之三十的士兵也都将在一个月内阵亡。

    我对未来和真实的战争一无所知，只是隐隐约约好奇，千里之外，是否有一群金发碧眼，年龄相仿的卡扎罗斯男孩，也坐在桌前，怀着同样的心情等待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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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卡喝多了，柳鲍芙让施密特开车把她们一起送回去。脸颊绯红色的把汽车发动机误认成炮弹的轰鸣，翻滚着要找掩护，大喊大叫。我们花了好大功夫才将贝卡重新送回车里，她又哭了一阵，胡言乱语着说什么宁愿从来没活过，接着便昏昏沉沉的睡着了。

    我递给柳鲍芙一个烟，两人坐在卡车顶上抽起来。“她老这样么？”我问。

    “偶尔喝多了会这样。”柳鲍芙很慢的抽着，“她有时候看着我，用那双眼睛，你知道的，那双大的要把她整张脸都吞掉的眼睛看着我，问我战争什么时候结束。我一遍一遍的告诉她早结束了，她又开始问我为什么这样疼痛。”

    “什么疼痛？”

    “我不知道。她不告诉我，只是一个劲儿的喊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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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都要碎了。

    “别让她喝酒了，”我说，“她清醒的时候比较快乐。”

    柳鲍芙垂下头，宽厚的肩膀抖动起来，笑的有点悲伤：“是啊，快乐的贝卡最讨人喜欢。”

    “我可以问你个问题？”

    “开问。”她将烟头弹到远处。

    “你会觉得不忍心么，看到舒勒。”

    柳鲍芙耸耸肩：“为什么要担心他们？”

    “你对施密特很好。别装，我知道你对他很好